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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在农作物已进入收获季节时,政府仍然强制性安排保险。同时定价机制的行政化导致保险产品价格的僵化,难以适应市场变动和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并导致很大的道德风险。
除了少数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省、市以外,绝大多数试点的省、市都没有支持措施。有的农民认为,农业保险是政府帮保险公司赚钱。对于粮食生产区、商品粮基地来说,地方财力不足就明显构成保费补贴压力。四是受财力所限,希望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在农业保险蓬勃发展的今天,迫切须要通过制度化建设,对一些关键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发展的方向。
推行农业保险所依据的,在中央政府层面,只有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以及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保监会发布的一些指导意见。2009年,农业保险向近2200万农户支付赔偿100亿元。这后一个陷阱就是道德虚无主义。
更具体地说,法律至关重要,政策至关重要,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至关重要。但到了当代,伴随着道德伦理的沦丧,很多食品从业人员为了金钱,可以无所顾忌。个体的道德自觉以及行为模式的变化,可以让局部的制度变得好一点点,即便整体的制度依旧。当下中国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固然存在严重问题。
但是,社会舆论根本不应当议论一个人的私生活。而只要人愿意,人其实完全可以超越制度。
那么,谁来变革制度?这个谁为什么要变革制度?如果制度变革的主语必不可少,那就必须超出制度讨论制度变革的问题。而道德的血液似乎最早出自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一次谈话。只有人能够变革制度,而人也正是凭借着道德变革制度的。由此,上游产业也会自我节制。
谁都知道,当下的制度存在严重扭曲,谁都知道,制度应当予以变革,需要非常深刻的变革。由此你们两个将会发现,这样交易其实成本更低。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根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中国社会目前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包括温家宝所谈到的食品安全问题,确实直接源于制度之扭曲,比如,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当然,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心智如果略作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如此嘲讽,并不奇怪。而道德伦理体系恰恰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看住每个人,约束人们不会肆无忌惮。
这些喝彩者认为,人天生就是利己的,一个人坦率地呈现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真诚,因而也是最大的道德。但是,制度绝不能替代道德。
道德与制度变迁 今天,碰到不管什么问题,哪怕是私人生活问题,时评家都会说,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推动制度变革。总之,道德是多余的,社会根本不需要道德,就可以运转良好。既然人们普遍相信,当下种种制度严重扭曲,那就不应当指望制度可以自行变化。而应当回到自己的内心,寻找变革的力量和最可行的路径。还是以食品安全为例,即便目前的监管体制不变,只要行业内的主要企业的掌门人、员工,比如双汇吧,经过瘦肉精事件,多一点商业伦理意识,多一点对利益的自我节制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意识,他们就会更为严格地要求上游的养猪户。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从长远来说,没有基本的道德伦理支撑的优良治理秩序,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公共问题也与道德完全无关,而仅关乎法律、制度。
这两者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可以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唯有实现了制度变革,人才可能有道德讲伦理。
通过教育等社会化过程,这些规则会内化为人们的文化本能,人们于不知不觉中遵守这些规则。此种看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错得离谱。
制度在人群中间界定和维护一种特定的权利和利益配置格局,制度变革意味着此一格局的变动,不同人的得失是不同的。于是,私人领域的道德也就不复存在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道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伦理,就是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但是,过去几千年间,政府也没有设立过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但似乎并没有出现今天那些花样翻新的违规违法现象。
制度是死的,可能纠缠着众多复杂的利益,人却可以是自由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了制度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很多人在谈论,中国需要制度变革,这我完全同意。
观察历史就可以发现,所有重大的制度变革之先,都有过社会的道德觉醒。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情形。
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们,社会舆论等机制可以对他予以软性强制。假如这个行业内的重要企业的伦理意识略有提高,即便监管制度不变,这个行业也可以变得好一点点。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各种观念、思潮,也为道德虚无主义之火添柴浇油:从一直潜伏在中国人观念深处的法家思想到时髦的经济学教条,从本土的厚黑学到舶来的成功学,从现代的物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肤浅的原子式自由主义。道德、制度与监管 毫无疑问,制度至关重要。
伦理指与其他人发生关系的规范,它告诉人们在具体的情形中,应当如何行为。在此基础上,法律等正式制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
但是,中国的道德伦理体系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也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缓冲区。有些人因为在现实中看到了一些伪善,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善。
他们甚至乐观地相信,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人们就会自然地道德起来。总理如此频繁谈论道德问题,说明道德沦丧确实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说明总理对中国前景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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